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通过具体案例说明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第二，阐述当代科学哲学中认知主体及其结构问题；第三，概述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
第一节 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
首先还是从科学史出发，看看我们对科学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事件和过程的说明和解释出了什么问题。下面分别选择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三个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1：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
对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历史上，中国人对各种天象曾做过大量而细致的观察和记载。其中，有关彗星的记载尤为丰富、详尽。据今人统计，从上古至1911年止，关于彗星的近日记录不少于2583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确切记录。这就是公元前613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而公元前467年（秦厉公十年）“彗星见”的记录则是哈雷彗星的再现记录。从公元前240年（战国秦始皇七年）起，哈雷彗星每次回归，中国均有记录。[3]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关于彗星特别是哈雷彗星的详细、完整的记录，国际天文学界给予了高度赞扬。科学史家李约瑟引用天文学家C.P.奥利维耶（C.P.Olivier）的观点，说中国古代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特别是1066年的那一次彗星的记载，对西欧天文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说，这“应当归功于中国观测记录的细致”[4]。然而，所有这些，在学术界并没有将哈雷彗星的发现权归属于中国。一般认为，哈雷彗星是由英国科学家E.哈雷（Edmund Halley）于1682年观察发现的。他依据开普勒行星三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功地预测了哈雷彗星的再次出现。这里的问题显然是，有如此丰富观察和记录资料又精于天文历算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发现”哈雷彗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