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严禁官民擅用蟒龙、飞鱼、斗牛和各种华异服色，但屡禁不止。特别是到了嘉靖中叶以后，徐阶、张居正等阁臣所得坐蟒，“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衮龙”[45]。驸马之庶子，按例只是“齐民”，竟然也有人穿上“裹以四爪象龙”的衣服。在京内臣，“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王府承奉，没有得到皇帝特赐的，竟也“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46]。就连“役奴下走”也是文衣麂履，泛鹢浮马，“贱妾愚妇”也都翠髻琼冠，一珠千金。[47]
楼阁人物金簪
居室中的悖礼越制现象也日益严重。大约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屋舍都由朴实无华而趋向金碧辉煌。如湖广茶陵州“国初宫室尚朴，三间五架……成化以后，富者之居高广靡丽，比之公室”[48]；南直隶江阴且“军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49]；浙江太平县在明初“居室无厅事，高广惟式，成化、弘治年间……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50]；河南太康县在明初“城内仅六七家草舍，后数十……成化间瓦舍渐多，俗以高楼相尚”，乡村房舍“国初皆草舍，弘治间瓦楼舍宇类城市”[51]。至于江南首府苏州，更是繁华。弘治时王锜记载说：“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指张士诚割据苏州以前状况），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52]嘉靖以后，居舍的奢僭之风更加炽盛，到处是雕梁画栋，高楼飞阁。南京在“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53]山西翼城县也是居室多求壮丽，“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54]。《农书》作者马一龙曾邀集25位80岁上下的耆老，请他们分别回忆50年来社会风尚的变迁。其中一位名叫陈桂的老人谈道：“当时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围，十室而已。今重檐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翚碧相，不可名状矣。”这使马一龙感到自惭形秽，因为他本人的居室，还是“门闼洞敞，园池匝合，而终不免豪诞之习”。不由得感慨道：“鄙哉，龙也！龙生也近，不识五十年前事，诸公所述，龙犯三焉：居广大而服华美，弃徒行而安车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趋，鄙哉，龙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