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不能没有这一类仆从，他们溜须拍马，殷勤讨好，善于钻营，效忠女人，安排她们的娱乐，研究她们的弱点，凑着她们的耳朵说些粗俗话……这些人能屈能伸，不过无足轻重。
在宫廷里，在大人物和大臣身边的必须是一些骗子，居心叵测的骗子……荣誉、美德、良心、品质，从来令人可敬，往往没用。
宫廷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他们用社交习俗、礼仪或财富取代智慧，弥补才德的不足。
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但对于野心家，凡是对升官发财有用的人都是他的主人。
看到人们冷酷无情、忘恩负义、不公、骄傲、珍爱自己、忘掉别人，你不要发怒，他们生来如此，本性使然，石头要落下，火要烧起来，就随它吧。
一个健全的人从宫廷生活中获得是孤寂和退隐的乐趣。[465]
但在旧制度晚期，文字只能单向度地规劝现实，而现实在老路上前行，不理会文字怎么说，所以拉布吕耶尔的作品畅销一时，却无益于旧制度的改良。一个世纪后，当萨德以恶的表演者讥讽旧风俗的时候，法国人仍视之为败类，蔑视他，要远离他。19世纪，因在教会伦理和世俗伦理中是恶的化身，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但越来越多的人想去理解他，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从中发现写作灵感，夏多布里昂、福楼拜、乔治·桑、缪塞、戈蒂耶（T. Gautier）、欧仁·苏（E. Sue）、龚古尔兄弟都读过，波德莱尔读后视之为“注释人性之恶的自然人”[466]。20世纪，对萨德的理解有了新视野，世界大战后的人目睹生活的荒诞，在超现实主义的语境中，莫里斯·海涅（M. Heine）、吉尔伯特·莱利（G. Lely）和克洛索夫斯基（P. Klossowski）以之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尼采、马克斯·施蒂纳（M. Stirne），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卡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先驱。1938年，曼·雷伊（M. Ray）为配合海涅出版萨德手稿，完成了一幅画像，石质的脸庞，面向燃烧的巴士底狱，雷伊觉得那是“最自由的人”[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