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四满是因为什么把案子压下来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装糊涂，案子真闹到上边去，大川真有可能进了大牢甚至掉了脑袋。即使事情没有那样惨，我们让他一个人独揽全部责任，几乎是默许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狱，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远的污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他那样勇敢，只是帮他倒开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为他忙前忙后，但从头至尾没有说出那句最应该说出的话，也许是他最为期盼并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话：
“跑苏联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犹豫过，但放弃了，于是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重新想起了这句没有说过的话，重温着面对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来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当年的小路上。如果没有这条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还要忘记多少故事。我有点暗自心惊，不知道遗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因为我遗忘了这件事所以无从记忆；还是因为我不愿意记忆这件事所以如期地遗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录相带，带上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声道的混录。我的录相机不太好，无法滤掉其中的一个声道，两种话音混在一起，让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我尽力要求自己“只听”其中一种声音，奇怪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广东话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识到“这盒带子实际上有两种声道”，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声音就立即轰然而出，重新造成耳边的嘈杂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