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是《年鉴》的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一些积极的投稿人，之后刊物开始衰退。皮朗不堪重负，博蒙、哈布瓦赫和勒费弗尔等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出版事业。①当时的政治环149境比1929年更为紧迫和险恶，然而两个主编却据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布洛赫竭力为《年鉴》寻找优秀的史学文章，网罗更年轻的作者，讨论的主题也更宽泛。他征稿的人群包括自己的学生、斯特拉斯堡的同事、档案管理员以及一些区域史专家。然而，费弗尔具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喜欢简短、随性、易引起争议的文章，于是在名单中加入了一些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在大学里的作者。当时，费弗尔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任职，担任《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的主编，而且依然与《现代历史评论》、贝尔的《综合评论》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有联系。费弗尔比布洛赫拥有更多的人脉，肩负着更大的职责，有更多施展抱负的平台，因此他看待《年鉴》的视角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