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是《年鉴》的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一些积极的投稿人,之后刊物开始衰退。皮朗不堪重负,博蒙、哈布瓦赫和勒费弗尔等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出版事业。①当时的政治环149境比1929年更为紧迫和险恶,然而两个主编却据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布洛赫竭力为《年鉴》寻找优秀的史学文章,网罗更年轻的作者,讨论的主题也更宽泛。他征稿的人群包括自己的学生、斯特拉斯堡的同事、档案管理员以及一些区域史专家。然而,费弗尔具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喜欢简短、随性、易引起争议的文章,于是在名单中加入了一些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在大学里的作者。当时,费弗尔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任职,担任《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的主编,而且依然与《现代历史评论》、贝尔的《综合评论》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有联系。费弗尔比布洛赫拥有更多的人脉,肩负着更大的职责,有更多施展抱负的平台,因此他看待《年鉴》的视角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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