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徐特立看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根据地教育的“不谋而合”，不但不谋而合，在根据地还发展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这正是徐特立与陶行知之间最深刻的共鸣和有机联系。他说：“外边的社会不可能实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但我们的教育早就和陶行知不谋而合。”“近来各解放区的教育，不独实现了陶行知的理想，并且有更多的发展。我们所以能与陶行知的主张不谋而合，并加以发展，就因为思想方法有些相同的地方。”这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针对中国现实社会和解决教育问题。例如，他曾谈到：“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尊敬他为师。”1946年8月，徐特立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陶行知的学说，认为陶的主张和行动“都是对于改造中国所产生的思想，工学团是整个乡村的范例”，“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等边区乡和村也仿佛是遵照行知先生的工学团计划进行的……伟大的计划只有在伟大的政权下才能贯彻”。
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评价是始终不渝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徐特立用保持沉默的方式抵制对陶行知的错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