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七月》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现在不写了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把握的。”从理论上说，作家可以选择任何题材作为自己的观照对象；而就主体的创作实践来讲，需要把握与自己情感熟悉的题材。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创作真理，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够理性地对待题材以及自己的创作。萧红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层次来进行理解。
第一，题材的时间把握与情感熟悉。作家不能急于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题材，尽管题材很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尽管题材很热，符合大众审美期待。题材客观存在，但题材何时成为“我”创作的题材，这需要一个情感熟悉的过程，需要作者对于题材的把握与沉潜。萧红指出抗战之前写文章的人现在不写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也说明这些作家有了非常理性的选择。有些作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急于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导致创作失败。有的作家从现代走到当代，但再也没有创作超过现代时期的作品，虽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于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题材。萧红在香港写作《马伯乐》，借马伯乐之口表达对适时性题材的反思：“现在这年头，仍然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作家的创作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耐得住寂寞，真正做到把握题材，还是需要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