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曰：“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卷四，六叶。）
又曰：“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同）
共王坏宅得书，在景帝时（《艺文志》云“武帝末者”，误）。盖其真本入中秘，其写本或留在孔氏，或传至河间，河间所得与共王所出本，非有二本也。河间立《毛诗》《左氏》博士，不立《尚书》《逸礼》等博士，则得书而未读也。至孔安国，乃读其《尚书》，以起其家。其事之先后，可求而得。《汉书》所叙，未尝矛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