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怎样走上主席台的。现在，我站在台上，面对着广大群众，我说什么呢？群众提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显然需要回答，但我又怎样回答呢？最简便了当的办法，我声明我不是，但群众一定不满意，又会挑剔我态度不好，再掷来一顶“对抗组织、反对群众”的帽子。我站在台上只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心脏也似乎不再跳动了。我张开嘴要喊什么又未能喊出来，我这个人似乎也不存在了。但我又意识到台下七千个群众都在盯视着我，又在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觉得这是耻辱，只觉得这是无以名状的委屈。它又刻不容缓，我急得像溺水中喘最后一口气，喘不上这口气我就会死去。毕竟——毕竟我喊出来了。我仅仅喊出了五个字。这五个字冲口而出，像枪弹一样，它似乎没有经过头脑，也没有经过任何斟酌，但它又那么切中命题，它又那么合乎我的心意。这五个字是“打—回—老—家—去”。这五个字一定伴着什么手势，但是什么手势，我想不起来了，也来不及想了。这五个字它是这样有力量。在过去的游行队伍中，我无数次举起拳头喊过它。它本身就是一句极其响亮的抗战口号，它是抗战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句口号，它又是只有东北人才会如此动情喊出来的一句口号。这五个字，此时对我来说，它的潜台词意义十分重大：我是东北人，怎会当汉奸呢？今天全民抗战，东北人又怎么会是特务呢？东北人又怎么会是反革命呢？